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,还有心理学家杜威。
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,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。
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。
所谓“智商”,里面的“商”字代表的就是除法,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:
心理年龄\/生理年龄
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,其智商值就是100。
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,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。
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。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,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,只有50吧?这显然不合理。
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,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“低能是犯罪诱因”的学说,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。
但怎么说呢,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。
一战时期,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,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。
而且此前提过,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“优生学”,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“低智商者”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。
这东西很难控制,一旦用歪,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,就会变成屠刀。
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,不管什么时代、代价多惨重,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。
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,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,——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。
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,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,主要面向6-14岁青少年,对李谕来说足够。
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,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,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。
当然了,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,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;二来容易引起歧视。
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。
与杜威的交谈中,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,于是问道:“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?”
杜威说:“是的,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。另外,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。”
李谕立刻猜到是谁:“蒋梦麟?”
杜威点头说:“蒋是个聪明的学生。我更好奇的是,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,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。
“我曾问他,纽约难道不好嘛?
“蒋说,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。
“然后我又问,那你想一直留下吗?
“蒋却说,他必然要回去。
“我问他为什么。
“蒋告诉我,因为一走进纽约,就等于离开了美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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