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禺在我国话剧史上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,曹禺的出现是我国话剧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,他剧作的成就是我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。其话剧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和《原野》被人称为生活、生命、人性的“生命三部曲”。在他诸多作品中,《日出》的地位是很值得一提的,正如谢迪克(H.E.Shadick)所说,“《日出》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。”
曹禺在《日出>这篇四幕悲剧中,以旧中国大都市为背景,怀着憎恶黑暗、渴望光明的热情,揭露资产阶级的荒诞无耻和自私残酷,表现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.指出了光明的前途。从《日出》的思想倾向来看,应该承认这篇剧作基本上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。他的创作视线已从家庭伸展到了社会。认清了“损不足以奉有余”的社会形态――人剥削人的制度。他已开始有意识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,对荒淫无耻的人生泄着愤懑,把希望寄托在象征光明的人们身上。
而与此同时,曹禺话剧创作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愈发显示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。他是很喜欢运用象征手法的,从他的处女作《雷雨)开始,他就把“雷雨”作为某种社会力量的象征:中的夯歌连同。“日出”本身都具有象征意味;《原野》、《北京人》中象征更多,铁镣、铁轨、黑林子、寿木、北京猿人等都有各自所要象征的内容。
一、曹禺选择象征的原动力探
在很多研究曹禺的文章中,不少人指出他在创作过程中,有意识地承受了西洋一些作家的影响。的确,无论是艺术风格、艺术表现手法或语言的运用等方面,曹禺确实受了一些外国剧作家的影响。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,易卜生的影响是很大的,正如他自己所说,“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”,“从易卜生的剧本中了解了话剧艺术原来有这许多表现手法,人物可以那样真实,又那样复杂”。
在易卜生的创作中,象征已经成为他结构剧本、表现主题必不可少的手段,象征成了易卜生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。而曹禺并没有直接从易卜生那里借用什么象征物,但他无疑学习了象征手法和对象征的重视。象征手法不能说在中国绝对没有,但至少在戏剧中是不发达的,以写意为特点的传统戏曲并没有多少象征,鲁迅就不赞成把戏曲说成是象征主义的戏剧。也不能说象征手法是由曹禺开始的,但曹禺确实比一般剧作家用得更多些。例如作者在《日出》剧前引有老子道德经的几句话“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;人之道则不然,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”尽管没有明说,但可以感受到,《日出》就是一个描写“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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